WCLC开幕,宋勇和陈万青教授分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跟随金陵肺癌专家团,一起来学习WCLC最新进展!

世界肺癌大会(WCLC)在年1月28-31日重磅召开,为了让国内医生能在第一时间学习肺癌最新研究进展,紧跟国际诊疗脚步,金陵肺癌专家团在大会期间每晚进行直播解读,分享WCLC亮眼的研究内容。在1月28日召开的WCLC开幕式上,来自国家癌症中心、中医院陈万青教授作了关于中国肺癌发病情况的主题演讲。当日晚上,“医学界”有幸邀请到陈万青教授和南京大医院的宋勇教授就此话题展开精彩对话。此外,宋勇教授还分享了来自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TakashiKohno教授的关于亚洲肺癌分子分型的主题报告的内容。

陈万青教授:我国肺癌发病仍呈上升趋势,

做好公众健康教育和筛查是防治关键

肺癌发病人数退居全球第二,但仍稳居中国第一

▎宋勇教授:目前我国肺癌的发病现状和全球发病趋势有哪些不同或相似之处?陈万青教授:近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年女性乳腺癌病例数首次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癌症。不过肺癌死亡例数仍居首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肺癌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负担。全球肺癌负担从中国数据来看,年中国新发肺癌例数占全球的37%,死亡例数占39.8%,属于肺癌非常高发的地区。不同国家肺癌发病和死亡人数占全球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控烟等措施的成效显现,美国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开始下降。然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老龄化可能是主要影响因素。比如北京,除去年龄的影响后我们会发现,近几十年来北京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持平的。但其他危险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吸烟。众所周知,我国吸烟率居高不下,虽然近年来男性吸烟率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我们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我国主要的肺癌归因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男性第一位是吸烟,女性第一位是蔬菜和水果摄入不足。中国肺癌危险因素生存率方面,与其他癌种相比,肺癌的预后较差。不过我们对年至年的癌症5年生存率变化分析发现,我国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还是有所升高的,目前已达到近20%。中国不同癌症5年生存率变化

提高肺癌生存率,要做好公众癌症知识宣传及早癌筛查

▎宋勇教授:虽然近年来我国肺癌5年生存率有所提高,但相对西方国家仍较低。您认为我国如何进一步提高肺癌的长期生存率?陈万青教授:与美国相比,我国中晚期肺癌的比例偏高。我国很多患者医院,因此一旦发现大多都是中晚期,I期的比例只有不到20%。中国肺癌患者诊断时的分期变化这与我国老百姓对癌症防控知识不足有关。我们最近对农村地区老百姓的健康素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健康知识,尤其是癌症认知仍偏低。比如很多肺癌的危险因素,大家并不知道其与肺癌相关,就更无从谈起如何防治。因此,我们近期也在开展健康教育与宣传工作,希望借此提高老百姓对疾病的认知以及相关的防治知识。此外,我国在癌症筛查方面仍需加强。目前我国对癌症筛查的投入不多,大部分地区医保无法报销,需要自费。不过,近年来国家已经投入了一些公共卫生项目,比如城市地区、淮河流域、农村高发地区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比如在浙江温岭,政府每年投入几百万来做肺癌筛查;山东济南已将肺癌筛查纳入医保。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科研。之前我国的癌症防治方案主要是借鉴欧美国家的,与我国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符,比如癌症筛查的起始年龄、高危人群的定义等。年底我们刚刚发布了中国肺癌筛查指南,后期在高危人群定义方面将做更多研究。另外,筛查技术方面,除了低剂量螺旋CT外,是否会有其他更敏感的biomarker?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总之,我国在肺癌一级和二级预防方面仍有所欠缺。如果能在这两方面加强,提高肺癌的早期诊断率,则势必会对提高生存率、降低死亡率有所帮助。

我国大部分地区肺癌发病和死亡仍呈上升趋势

▎宋勇教授:作为一名呼吸内科医生,我们发现在最近几年,临床上看到的早期肺癌患者越来越多,这都得益于政府以及医疗工作者的大力宣传,使公众的健康意识得到了提高。另外,我国在药物可及性方面也做得很好,很多抗癌药物都纳入了医保,药价大幅下降,给患者带来了很好的生存获益。您在报告中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癌症负担进行了分析,能否和大家分享下?陈万青教授:我们在去年出版了《中国癌症地图集》,共包括了全国近个县区的癌症发病和死亡数据,工程非常浩大。中国癌症死因分析最早是-年,当时除了西藏等少部分地区,其他每一个县都有死亡率数据,因此很容易就能够根据实际数据绘制地图,并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死亡率。之后又进行了两次死因调查,分别为-年和-年。在此之后,由于没有全国数据,我们在年申请了科技部专项基金来做癌症地图。虽然现在有了时空分析等以往没有的技术,但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仅收集数据就用了2年多时间。而且,这些数据包括气候、气象、海拔、癌症危险因素等,共涉及多个变量,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模型去模拟癌症发病和死亡水平,并选出最优模型。从最终的癌症地图可以看出,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肺癌死亡率在我国大多数地区明显上升,仅西藏、云南等少数地区出现下降。年相比年的癌症死亡率变化红色代表升高,绿色代表下降,且颜色越深,代表升高和下降的幅度越大

20年后或有望迎来肺癌流行趋势下降拐点

▎宋勇教授:您认为未来我国肺癌的流行趋势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中国肺癌发病真正意义上的下降?陈万青教授: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肺癌发病仍呈上升趋势。众所周知,从危险因素暴露到肺癌发病,有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从美国经验可以看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控烟,但到90年代肺癌发病率才开始真正下降。因此,如果我国现在能够采取有效的防治策略,比如控烟、改善空气污染,即使目前已经见效了,可能也要等到20年后才能看到肺癌发病死亡的下降。反之,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么肺癌发病仍会持续上升。

做好一级和二级预防,肺癌并不可怕

▎宋勇教授:对公众肺癌防治,您有哪些建议?陈万青教授:首先,大家应该认识到肺癌的严重性,因为它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不容乐观。肺癌预防是最重要的,大家要避免接触肺癌相关危险因素。比如避免空气污染的暴露,在污染天气戴口罩或者尽量减少出门。对于室内空气污染,则可以通过安装好的油烟机和空气净化器来减少暴露。另外,要多吃水果、蔬菜,加强锻炼。其次,要做好筛查。I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达90%多。如果不幸得了肺癌,那么就要早诊早治,早期肺癌完全是可以治愈的。总之,只要做好一级和二级预防,我想肺癌并不可怕。

亚洲肺癌分子分型最新进展

宋勇教授为我们分享了Kohno教授关于亚洲肺癌分子分型的主题报告的内容。

亚裔人群EGFR突变率更高,但免疫治疗效果不佳

报告指出,亚裔人群和高加索人群肺腺癌驱动基因突变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日本EGFR突变率非常高,达53.0%,而美国仅为11.3%。与之相反,KRAS突变率在美国达到32.2%,而在日本仅9.7%。日本和美国肺腺癌驱动基因突变差异然而,EGFR阳性肺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均不佳。年Lee等发表在JTO的文章显示,无论是CheckMate、KEYNOTE-还是POPULAR研究,均得到一致的结果。而Shiraishi等从机制上进行分析发现,与EGFR野生型患者相比,EGFR突变患者中的CD8+T细胞较少,活化的CD4+记忆性T细胞也较少。这部分回答了驱动基因阳性尤其是EGFR突变阳性免疫治疗疗效不好的原因。

RET融合突变肺癌迎来重大突破,亚洲学者贡献不小

Kohno教授还介绍了RET融合阳性肺癌的治疗进展。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两种RET抑制剂上市,即LOXO-(Selpercatinib)和Blu-(Pralsetinib)。两种新药的上市给RET融合阳性患者带来了明显的生存获益。从Drilon等发表在NEJM的研究可以看到,LOXO-治疗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达17.5个月;在之前接受过含铂化疗的患者中,客观缓解率为64%,而在未接受过治疗患者中,客观缓解率为85%,可谓突破重大。而值得一提的是,亚洲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在RET融合研究进展中作出了很多贡献。RET融合基因不仅是致癌驱动基因,同时也是耐药基因,可导致化疗、靶向治疗耐药。日本学者主导的LURET研究显示,在化疗治疗失败的患者,RET抑制剂Vandertanib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日本开展分子流行病筛查及研究项目

LC-SCRUM-Asia是由来自日本国家癌症中心的KoichiGoto教授牵头的一项亚洲基因组筛查项目,从年最初仅在日本开展,至年,项目已扩大到亚洲的其他地区,包括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等。入组的病例数逐渐增加,包括鳞癌、非鳞癌及小细胞肺癌患者。目前,该数据库研究进展顺利,并已产出了一些研究结果,未来将对亚洲肺癌研究产生更多贡献。C-CAT是日本学者主导的另一个数据库系统,截至年11月30日,已纳入1万多例患者数据,包括基因突变数据、临床数据以及药厂参与研究的信息等。

可母婴传播,肿瘤发生机制仍需更多探索

最后,Kohno教授还介绍了其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的两例特殊肺癌病例。这两例肺癌患者分别为2岁和6岁,而之所以这么小就得肺癌,是因为母亲在分娩时癌细胞经过产道垂直传播给婴儿。其中2岁孩子的母亲被诊断为宫颈癌并最终因此死亡,这个孩子在确诊后做了肺叶切除。对母亲及孩子的肿瘤组织分析发现,两者基因图谱在某些突变和等位基因的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均存在HPV18阳性,并且缺乏Y染色体,这表明男孩的癌症直接来自他的母亲。第二个6岁男孩则被母亲传播了黏液腺癌,其接受了全肺切除。目前这两个孩子仍存活。宋勇教授表示,这两个病例告诉我们,肿瘤也可以通过产道传播。不过这并不是第一次报告,实际上,在四五十年前已经有类似的报道,只是由于当时分子生物学技术不成熟,无法确定地告诉我们肿瘤的来源。这个研究提示,无论是肿瘤发生的分子发病机制,还是传播途径,都远远超出我们一般的认知,我们应该对肿瘤发生的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本文首发:医学界肿瘤频道

本文作者:nn

责任编辑: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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