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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治疗已有令人瞩目的成效。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多个临床试验数据证实ICIs作为一线或二线使用疗效均优于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遗憾的是，仅约20%-40%的晚期NSCLC患者能从PD-(L)1抑制剂治疗中获得持续性临床获益；大部分患者存在原发性或获得性的免疫治疗抵抗；甚者，对免疫治疗无应答者不仅遭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风险，还需承担高额且无意义的PD-(L)1单抗治疗费用。因此，确定合适的生物标志物以区分潜在应答与非应答者，以及实时监测患者临床反应具有重要临床指导意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PD-L1免疫组化检测纳入NSCLC患者接受ICIs治疗的伴随诊断或补充诊断；而国家综合癌症中心（NCCN）还新近增加肿瘤突变负荷（TMB）作为ICIs治疗反应的预测因子并写入指南。但将上述二者作为生物标志物还存在以下争议：■存在PD-L1表达阴性但对PD-（L）1单抗应答的患者，且不在少数；同样，既往认为高TMB与更优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及客观反应（ORR）有关，但Keynote-和Keynote-中未体现TMB与免疫联合治疗疗效的相关性。■存在技术和生物学上的局限性，如原发灶和转移灶PD-L1表达水平差异、TMB检测需承担费用和时间的消耗以及较高技术要求，并且二者均存在检测和评判未形成统一标准问题。而肿瘤治疗的复杂性，也使得二者缺乏实时反映患者肿瘤组织变化的价值。■有创性的肿瘤组织活检在适用人群和重复性上不能达到早期监测肿瘤治疗反应目的。此外，肿瘤异质性的存在也使得活检难以反映肿瘤组织的整体情况。外周血因具有非侵袭性、低风险和重复取样的便捷性，以及能提供反映机体整体免疫状态的信息等优势，引发研究者们基于血液生物标记物选择适宜患者和治疗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