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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克齐的沿革及范围

毕克齐，蒙古语音译，还有笔写气、毕斜齐、毕七沁、毕齐克齐等译法。《三云筹俎考》卷二：“笔写气，写汉字书手”；“榜什是写番字书手”。据会蒙古文字的人讲，“齐”(或“气”)相当于汉字的“者”或“的”，与前边的词构成—个“者字结构”(现代汉语的“的字结构”)，如毕克齐意为“会写字的”，察素齐意为“造纸的”。

毕克齐作为一个居民点始自何时，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清范昭逵《从西纪略》：

“六月初一日，阴云合野。……发归化，抵大青山前之台罕木扎营。约行三十里。……初五日，晨阴，午热，西风，大雷雨。于台罕木起程，辰刻，即次毕七沁，居于喇嘛寺。毕七沁，犹华言能书者。传言，元太后命汉官写经，年久不归，安土于此，今人皆其后。蒙古以物名地，率多类此。此后八日，逗留毕七沁。事暇，或登楼看雨，或纵骑合围。间以题诗对月，把雨临风。……十四日早行，三十里抵插苏扎营。插苏犹华言纸也。亦元时造写经纸于此者。十五日晨阴，行数里，雷雨交作，少顷即止。已刻，次托西贺下营，约四十里。遍野皆毒草遍反，似招人状，驼马误中其毒，灌以酸奶子方解。”

这是康熙五十八年(公元年)的记载，是我看到的最早的记述毕克齐的文字资料。台罕木即台阁牧，毕七沁即毕克齐，插苏即察素齐，托西贺即陶思浩。引文中所说的“元太后命汉官写经”、“元时造写经纸于此”未必可信，因为得不到证实。范氏等人从归化城出发，沿途所到之处，住一夜即行（台阁牧住了四夜是因为“暴风作，营几为拔”），唯独毕克齐逗留了八天，可见此地当时已是归化城西的要地了。这样看来毕克齐成为人们定居的村落，应该是在明代。公元十六世纪阿拉坦经营丰州滩（即土默川）时，有不少晋省汉人来附，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人，通书识字的也不少，如李自馨为“把汉笔写契”，王继禄为“昆笔写契”，土默特部与明朝的往来书信及公文均出自这些人手中，以至明大同总督王崇古“得书大怒”，必欲除掉这些奔阿拉坦的汉人而后快（《万历武功录》）。当时土默川汉人是极少数，因为汉人出塞是违法的，被抓住轻者治罪，重者处死。另一个事实是这些极少数的汉人能书写汉字，能教人识字，被称为“笔写契”，这些人的定居点因人名地为“笔写契”，是十分可能的，毕克齐西北有村名“大毕克齐”，此老村东北有村名“王毕克齐”，这些事实说明毕克齐一带早在明代就有汉人定居，具体年代很难确定。

清明交替之际，长城的界线已基本清除，朝廷逐步放宽了对汉人出边的限制，毕克齐在康熙年间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村镇。但是清初的毕克齐不像今天这样，而是以牧为主，间有农作物的种植。前文所引范昭逵“登楼看雨”、“纵骑合围”的记载确切地证明：公元年的毕克齐虽已有楼可登了，但是还可以“纵骑合围”，如果地连阡陌，自然不能“纵骑”了。

清雍正，乾隆两代，土默特地区第一次大规模放垦地，出现了公主地、庄头地、大粮地、牧厂地等，原来不少春来秋去的山西农民，在毕克齐定居。考查毕克齐附近的大户农家，多系清乾隆二十年（公元年）前后由山西过来的。这些人虽已盖房定居下来，但并没有户籍可考，被称为“寄民”，即临时寄居户，只收种地之利，不付应摊之税。雍正元年（公元年）设归化城理事同知，编牌甲管理汉民，十户为一牌，设一牌长，十牌编为一甲，设一甲长，这样既便于查奸安良，又有益于赋税的收取。其后，汉族称毕克齐为聚安堡，后因不为当地蒙族所接受，到清中叶再没有人那样称呼了。

毕克齐位处要冲，东距呼和浩特七十里，背后大青山的黑牛沟、朱尔沟都可通往山后的武川，据老年人讲清朝武川——毕克齐——河口镇(托克托县)是一条经常繁忙的道路，行人不绝，并时有车辆通行。所以乾隆三十三年(公元年)设毕克齐巡检《晋政辑要》：“分驻毕齐克齐巡检—缺，地当孔道，蒙民杂处，为口外商旅要路……三十三年九月准将色尔登巡检裁汰移驻，定为要缺”。当时，“路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繁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冲、繁、疲、难“四项俱全者定为最要缺，三项者定为要缺，二项者定为中缺，一项及四项俱无者定为简缺”，可见毕克齐为城西重地，由来已久。毕克齐有衙门巷，走向南北，沟通后街与头道街。衙门即巡检衙门，在衙门巷北口稍西，后街路北。公元年辛亥革命后，除去巡检，其址即现在第一小学所在地。

乾隆年间，毕克齐已有五百多户人家，至光绪年间，增至一千余户，大都是陆续过来的汉族，其中农民最多，也有一些商人和工匠。来毕克齐种地的汉族多系山西二州五县人，他们原来在晋北种植由滹沱河水灌溉的田地，水地、淤地都有，有着熟练的耕作技术，看准了水磨沟水形成的扇形冲激面，经营粮食与蔬菜的种植，淤澄出不少良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年)土默特查地局（贻谷督办蒙旗垦务总局下属机构)丈量公布，毕克齐有地一百四十三顷一十九亩一分六厘，大古城及小古城有地四十五顷一十亩三分九厘，上下五里坡及上下十里坡有地一百二十顷九十九亩二分四厘，大毕克齐及鸟尔素有地一十顷五十七亩五分九厘，共计三百一十九顷八十六亩三分八厘。这时的毕克齐已经是农业区了。近人张相文《塞北纪游》：

“四月十二日，由归化起程。向西南六里为孔家营。十里为台布拉。二十里为台格牟。打尖，居民二百余家，乃转向西北，傍山而行，一路村落颇多。西十五里曰并周亥。土带赭色，饶沃异常，人近千家。晚抵毕克齐，共行七十里。……今市廛繁盛，犹为归化县属之大镇。十三日，早起，向西南行，遥望镇后山巅，积雪皑皑，遇暖渐消，汇为溪流，下灌陇亩间。出镇数里，为溪水所阻，乃转而西北，至大毕克齐，又转而西南，道旁石子鳞铺，百草含青，渐欲挺甲而茁矣。四十里为察素齐，居民可五百户。”

这是民国初年的记载，所记大都符合实际。其中说兵州亥“人近千家”不确，兵州亥没有这么大，可能是作者误将毕克齐的户数误记于兵州亥。公元年毕克齐有约一千户人家，平均每户以五口人计算，共约五千人，这是可信的。下文说察素齐“居民可五百户”，也是对我们上边的推断的证明，听比我大四五十岁的人讲，毕克齐一直大于察素齐。

清代在呼和浩特设有归绥兵备道，控制口外十二厅，首厅为归化城厅，毕克齐属归化城厅管辖。民国三年（公元年），道制取消，合绥远、归化二厅为归绥县，因年长日久称归化，所以人们仍称呼和浩特为“归化城”。民国十八年（公元年）由省呈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将归化改为归绥。当时市县合一，归绥县共辖四个区，第一区就是归绥市新旧二城，第二区为城东白塔（亦称“东区”），第三区为城南茂林太（“亦称南区”），第四区即毕克齐（亦称“西区”）。毕克齐辖二镇一百零三乡二十二村，面积七千七百七十平方里，东至县城西之围墙，西至贾家淤地界萨拉齐县，南至黑河村界托克托县，北至大青山阳元龙五合社界武川县。所言二十二村为：

北园子、小古城、脑包上、南园子、牛群

房子、官保圐圙(属毕克齐)

小里保(属下十里坡)

小羊羔尔（属羊羔尔)

白塔(属瓜房子)

小瓦窖圪沁（属瓦窖圪沁)

东棚子（属霍寨尔)

乌兰板升(属黑牛沟)

小把什(属把什)

沙梁子、小铁帽(属铁帽)

鸡蛋板升(属帐房尔)

小雨施格气（属雨施格气）

沙梁村、西南什轴(属南什轴)

出院(属董家营)

马圈（属袄太)

耿家营(属讨尔号)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年)秋，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土默川，10月17日改“归绥县政府”为“归绥县公署”。11月，设厚和浩特市，专管城区事务。年1月改“归绥县”为“巴彦县”专管市郊事务。8月，巴彦县与厚和浩特市合并为“厚和特别市”。撤销了原来归绥县所辖的四个区，改为十六个乡，毕克齐为信安乡乡公所所在地。原来属毕克齐管辖的察素齐、铁帽、兵州亥、北什轴分别设立了乡，毕克齐的信安乡所辖地区大减，大致是：

毕克齐(包括脑包上、银匠房子、官保圐圙、小古城)

上下五里坡

水磨上(包括牛群房子村)

大毕克齐鸟尔素杨家堡子

王毕克齐此老点什气

什兵地秃勒亥蓝（灿）

倘不浪把独户大古城

店上沟子板升阎桂房子

此后直到年绥远“九·一九”起义，土默川人民得到解放，这一行政区划没有改变，乡的名称也没有变动。

年冬到年春实行废保建政，归绥县分为六个区，每区设一个区公所，它是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第一区是罗家营，第二区是美岱，第三区是茂林太，第四区是攸攸板，第五区是毕克齐，第六区是察素齐。每个区又分若干行政村，行政村下辖自然村。

当时毕克齐（归绥县第五区)辖城南北三十五公里，东西十五公里，面积约为五百平方公里，下辖十七个行政村，六十四个自然村。

毕克齐第一街(相当于镇外一个行政村)

毕克齐第二街(相当于镇外一个行政村)

毕克齐第三街(相当于镇外一个行政村)

附近有脑包上、银匠房子、官保圐圙、小古城、曹头房子五个自然村。

水磨行政村

附近有牛群房、东圪塔、三盘、讨合气、三间房、上五里坡、下五里坡七个自然村。

水磨沟行政村

附近有四道河子、店上、圪尔旦营子、彭顺营子、西梁、大塔上、新村七个自然村。

下十里坡行政村

附近有上十里坡、小里堡、阎桂房子、沟子板升四个自然村。

大旗(即大毕克齐)行政村

附近有鸟尔素、杨家堡子两自然村。

店上行政村

附近有大古城、和顺店、前一间房子、后一间房子、董家营五个自然村。

主根岱行政村

附近有点尔素、圪速贵、卡台基、出院四个自然村。

北什轴行政村

附近有麻合理、大圪贲、小圪贲、东什轴、巧什营、白只户六个自然村。

南什轴行政村

附近有西南什轴、沙梁子、帐房、铁蛋板升四个自然村。

常合理行政村

附近有后合理、新营子两个自然村。

波林岱行政村

附近有赵家营子、侯家营子两个自然付。

红岱行政村

附近有东红岱、后红岱、刘家营、北海流、中海流、南海流六个自然村。

黑河行政村

附近有北园子自然村。

三两行政村

附近有小南营子、北得图、阿力拜、店上、前朱堡、后朱堡六个自然村

西厂克行政村

附近有瓦窑、忻州营子、东厂克三个自然村。

年8月，归绥的行政区划有了调整，在北什轴设了区(第七区)，毕克齐、察素齐改为镇，毕克齐辖镇内一、二、三街和十里坡、水磨、大毕克齐、水磨沟四个行政村。

年元月，归绥县又进行了一次改村建乡的工作，对原来的七区二镇—百三十一个行政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调整后仍为七区二镇，毕克齐镇辖南园子居民委员会、解放街居民委员会、五道街居民委员会、和平街居民委员会、水磨村居民委员会、大旗乡、水磨沟乡、十里坡乡，共五个居民委员会，三个乡。

年3月初，归绥县建制正式撤销，所辖区镇均归土默特旗领导，毕克齐为土默特旗的一个镇。

土默川自明中叶以来主要由蒙古族居住、活动，汉人来到这里远在蒙古人之后。入清以后，一方面由于汉族人口增多，更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出于对蒙古族的羁縻与控制，陆续在这里设立衙署职官，如雍正元年(公元年)设归化城理事同知，乾隆六年(公元年)设归绥兵备道，至光绪二十九年(公元年)，归绥道下辖口外十二厅，归化城厅为首厅，毕克齐即隶属归化城厅。道、厅等官署专管汉族民众，蒙古族民众则归土默特管辖。后金天聪八年（明祟祯七年，公元年)土默特部归降皇太极，最初编为左翼、右翼两旗，设都统二人，副都统四人，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年)裁撤两翼都统，仅留归化城副都统一人，进入民国，又改为土默特总管。都统、副都统、总管便是管理蒙古族民众的职官。这样，在土默特地区就形成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即以毕克齐而讲，蒙、汉两户隔墙而居，隔垄而耕；却蒙古人属土默特旗管，汉人属归绥县管；旗在这里设第四自治督导处，县在这里设信安乡(年)。这种现象在年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归绥县与土默特旗合并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二、镇内情况介绍

毕克齐北距大青山六里，东距呼和浩特七十里，西距察素齐三十里，南距京包铁路(民国十二年，公元年通车包头)一里。全镇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包括西北上的银匠房子)东西四里，北南三里半，总面积约十二平方里。水磨沟水纵贯镇中央，把毕克齐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这河是毕克齐走水(或称退水)用的，不是浇地用的。水磨沟的清水完全由毕克齐使用，余水及山洪由镇中央的河流往和顺店、董家营、出院、西倘不浪等四村；洪水经大东河、小东河南流，浇上五村(上十里坡、五里坡、下十里坡、小里堡、沟子板升)、下六村(主根岱、红岱、常黑赖、新营子、波林岱、南什轴)的地。由于地形的优越，毕克齐只得水利，不受水害，是土默川有名的“好地方”(用水情况见《土默特文史资料》第四辑《漫谈水磨沟水》)。在河上筑有三座桥梁，从南往北分别为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这三座桥的四周就是毕克齐的中心地带，这一段的河岸用石头砌成，上下则为自然土岸。头道桥、二道桥是石拱桥，青石条砌就，桥长二丈五尺，宽一丈二尺。头道桥上有石刻“老英桥”三字，二道桥有石刻“中和桥”三字，三道桥是一座木桥，本来也可通过马车，到年日本兵占领毕克齐以后，无人修葺，后来连人也很少通过了。

头道街通过头道桥横穿全镇，长可四里。因为这条街较长，所以又有分段的称呼法：头道街一般指从头道桥往东至马王庙街西口，往西至城隍庙。城隍庙街指城隍庙附近的头道街，再往西有一口四眼井，向南有巷名为四眼井巷，这四眼井附近的头道街段，人们称之为四眼井巷口，最西边一段为西头起。二道街在二道桥东，直通东口子。三道桥东为三道街，西为后街。三道桥以北河东由南向北是四道街、五道街。三道桥以北河西为杨树街。此外还有马王庙街接头是街东口，稍向南弯，往东，东口接龙王庙街西口，龙王庙街往东通出镇外。奶奶庙街是一条南北街，与马王庙街成丁字形；药王庙街沟通头道街与二道街，南口与马王庙西口相接；真武庙街沟通二道街、三道街与四道街；老爷庙街（或称关帝庙街)与药王庙街、四道街相接，东西走向，井儿街西口与药王庙南口相接，东西走向。

从城隍庙戏台西侧通出，沿河西岸向南出镇这一段，叫做南河湾；五道街往北的一片，地势稍高，叫圪梁上，后街西口往西，叫后沙滩。东园子在镇东端；北园子在镇东北角，叫东北园子最为合适；南园子最大，在镇的南端河的东岸。

巷子：

头道街两侧从东往西：

庆春园巷子、饮马巷子、南河廊、白庙巷子、四眼井巷子、腊铺巷子、观音庙巷子、崞县巷子(北口通后沙滩)。

——以上路南。

耶稣堂巷子(又名金泰玉巷子)、香房巷子（北口接流水巷子）、衙门巷子(北口通后街)、曲房巷子(北口与抹泥巷相接后通后街西口)、抹泥巷子（北口与曲房巷子相接)。

——以上路北。

碾道巷子，南口接四道街东口。

流水巷子，南口在后街与香房巷口相对。

此外还有曲灯巷、大榆树巷、杨家巷、一人巷等。

毕克齐西口外，相隔半里为官保圐圙，虽然不与镇内相接，但人们都把它看作毕克齐的一部分。镇西北角有一片居民区，与镇内相隔半里，这便是银匠房子，也是毕克齐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北大路(即今呼包公路，年筑成全石路面，当时叫兴蒙汽路)以北有几户居民，因房后有一个脑包，所以叫脑包上。脑包，“所谓鄂博者，即垒碎石或杂柴、牛马骨为堆，位于山岭或大道。蒙俗即以为神祇所忌、敬之甚虔。如遇有疾病、祈福等事，辄唯鄂博是求。寻常旅行，每过其侧，亦必跪祷，且垒石其上而后去”。铁道南的一片住宅区，也是一个小村，叫做小古城。

毕克齐庙宇甚多，为蒙汉人民所共建，民国年间各庙还有碑碣存在，解放以后破除迷信，佛像被毁，房舍改作学校或其他公共办事场所。“文革”之后，石碑亦都不见了，仅存的已磨损至看不清字迹的程度，各庙建、修时间难以说清。

毕克齐没有城墙，是个村镇，但有城隍庙。城隍庙在当街路北，里外院，里院正殿三间，东西殿各一间，正殿供城隍，东殿为判官，西殿为孤魂。东西殿之下各一间库房。里外院之间为走廊，左右各廊房一间。外院左右各禅房一间。城隍塑像大、小各一，大者高可三米，小的不足一米，穿着像貌完全相同。每年七月十五日城隍出府，将小城隍塑像抬到镇东小东河西孤魂庙，三日后抬回。相传那小城隍神像是在大古城(镇南)田间耕地时发现，后建庙于镇内，原有同治十二年(公元年)重建该庙石碑一个，今已不存。城隍庙住庙火居道边姓，原籍山西左云县，据口头相传，最迟公元年(清乾隆十一年)其先人已来毕克齐。

药王庙位于头道街东口往北处，是一座藏汉结合的召庙，据传说为井儿街刘姓蒙古家庙，建庙年代无考。正门为四大天神，平常不开，每年正月二十四日这里跳怯布，开门五天，平时走东便门。东厢房供喇嘛居住及存放物品，殿堂内的装饰与各大召庙无异，只是规模小了一些。说是“药王庙”，但没见有药王的神像或牌位。这庙是喇嘛洞召的属庙，喇嘛们从山里进了毕克齐即在这里歇脚或住宿。民元以后，这里的管事喇嘛叫焕焕，人们叫他焕喇嘛，此人会拳术，喇嘛洞的达喇嘛乃至活佛管不了他，地方蒙族绅士与他过从甚密，直至在庙内娶妻生子，日伪时期焕喇嘛已死，其妻仍为该庙管事的。

镇西口处路北座西向东为财神庙。相传清光绪年间回族曾拟在此建立礼拜寺，当地蒙汉豪富不同意，乃至引起蒙、汉、回族之间的矛盾，最后回族迁走，汉族在这里建起了财神庙。可见，财神庙的修筑是在光绪年间。财神庙占地十八亩，连同庙地十亩，均为崞县巷蒙古李家的地盘。财神庙西殿五间，中间三间为财神，左为吕祖，右为奶奶。僧众住北房，南房为库房。平时走南小门。门前有石狮一对。庙南边为西阁，大路从阁的砖拱门洞通出。阁高十米，上面平台为十米见方，中间一间神阁，西向为玉皇，东向为观音。神阁有出檐，立柱八根，从四面看去，都是四根；人们试验孩子的智力，常以“西阁上有几根露明柱”为题去问。奶奶庙会在四月初八，阁上的观音庙会在三月十八。这座庙虽然建庙并不古远，但僧众最多，解放前夕还有和尚五人。

关帝庙在镇东偏北，正殿三间，院中间有牌楼，这里有镇内最早的一所学校，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奶奶庙亦名十王庙，正殿供十王，左边供奶奶，右边为文昌帝君。外院为戏台及戏场，外院的门向西开。民国初年的商务会，日伪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信安乡乡公所设在这里。奶奶庙会在四月初八，庙址为蒙古族胡家地盘。

奶奶庙背后的街叫马王庙街，马王庙座北向南，其戏台正在奶奶庙庙院的东边。马王庙虽不是召庙，却是蒙古族韩姓的家庙，据传说建庙早于关帝庙。

真武庙在四道街东口路南，正面供真武大帝，背面供观世间菩萨，是蒙古族吉雅图的家庙。二月十九日观音庙香火不绝，蒙汉人民前来还愿敬香的也不少。院内的土默特旗立第二小学校于民国六年（公元年）从归绥市小东街关帝庙迁来，该校即现在毕克齐民族小学的前身。

三官庙在后街，同治年间蒙古族王家修建。

龙王庙在镇东南角，光绪初年修建。

观音庙在头道街西头起路南观音庙巷，每年二月十九日有庙会。

后街流水巷口西有蒙古族大户晋恒昌（民国以后的孟家）的家召一座，汉藏结构。

耶稣堂在头道巷城隍庙东路北，光绪十八年（公元年）瑞典籍教士鄂利松首办，此人在归绥、萨拉齐、包头等地都曾创办过耶稣分堂，与当地社会上层多有接触。耶稣堂共有房户约三十间，近街的教堂三间，后边小院内有寝室、库房、厨房等。每周星期六在教堂内宣讲教义，教唱歌曲，唱歌时手风琴伴奏，因而吸引了不少好奇人。民国二十二年（公元年）教会由中国人接办，活动方式同旧。毕克齐信仰耶稣教的人不多。

伊斯兰教在毕克齐建立清真寺是日伪时期的年。其实清末毕克齐已有回族定居，大都从事饮食小业买卖，并于光绪年间曾在镇西口处购地修建清真寺，当时遭到当地蒙汉士绅的非议，并曾发生回汉矛盾，结果没有建成。清真寺位于奶奶庙街路西，小砖门，正房三间为礼拜堂兼阿訇居室，南房二间为井房及沐浴室。

天主教堂的建立最晚，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公元年），建堂负责人为中国神父高若山，天主教堂的修建，引起以李福田为首的地方士绅的极力反对，后经绥远教区副主教白祥与土默特旗、归绥县多方交涉，土默特旗教育科长锡子玉受总管荣祥的派遣，到毕克齐与李福田等人讲，天主教只在毕克齐办学校，并不建立教堂，最后达成妥协。所以毕克齐的天主教堂规模并不显眼，表面上看去，只是所小学校。地址在后街三观庙西前清毕克齐巡检衙门旧址。

毕克齐北十五里（山内九里，山外六里）喇嘛洞沟中的喇嘛洞召历史最为悠久，是一处旅游胜地。明隆庆二年（公元年）有博格达·察罕喇嘛·吹斯克巴·迪彦齐云游至山洞附近，看准这里的地形及景致，随即在这里坐禅。万历四年（公元年）始建喇嘛洞召，顺治十五年（公元年）在洞下建起殿堂，康熙五十八年（公元年）重修，雍正二年（公元年）奏请清廷赏给度牒（出家人的证明书，有此证明书可免除徭役)，乾隆四十八年(公元年)清廷赐名“广化寺”。寺由前后两院组成，前寺四重，有天王殿三间，经堂四十余间，大殿二十五间，还有欢喜佛殿、八角楼、观音殿、阎罗殿等。后寺建于山坡上，楼洞二层，每层七楹，顶层有泥塑坐佛，右手指身后石窟，传说这即是在博格达·察罕喇嘛遗体上塑成。此洞可拾阶而上，共一百二十四级。洞外建楼三层，内藏佛像多尊。喇嘛洞左、右、背后临山，前面顺沟可通山外，寺外松柏茂密，西坡尤其繁茂，有小溪自背后山顶流下，从寺右侧流入沟中。喇嘛洞沟口右侧有一所四合院，是喇嘛出山进镇歇脚的地方，名为“茶房”。

喇嘛洞

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毕克齐，次年设立警察署，有警察三十余人，此外还组织了保甲团。为了对付大青山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武装，年秋季起开始修筑城墙，用了二年时间，于年秋季完工。说是城墙，实际是一道土围子。城墙周长十六里，底宽一丈五尺，高一丈六尺，上有堵风墙及垛口。四面有城门，西门即西阁，北门在圪梁上偏右处，东门在东园子大照壁以东一百米处，南门在南园子西南。修城墙占地约十五顷。城墙竣工后，强迫镇内居民破例在深秋季节举办文艺活动，表示庆祝。记得正值一场秋雨之后，街头泥泞不堪，共出了四架抬阁。抗战胜利后，城墙逐渐倒坏，到解放后全部摊平，恢复了原来的耕地面貌。

三、农业概况

毕克齐的土壤是水磨沟水冲积而成的灰褐土，土层很厚，一般都在两米以外，厚处挖两丈不见沙石，耐旱，肥沃，适于种植小麦、蔬菜及经济作物。沿山一带土层较薄，沙石底子，适于种植烟叶。离镇较远的地方，浇清水不方便，以浇洪水为主，叫做淤地，适于种植大秋作物。

这里水利条件十分优越，水磨沟中的清水成年经由水磨村东北的“石门”，流入渠中，供镇内浇灌，山洪来泛时，则由大东河、小东河向南流去。从历史上看，这里从来还没有受过洪水的气。经过多年的整修，渠道配套工程相当合理，大渠、支渠、毛渠，小堰纵横沟通，用时水流通畅，不用时退水方便。

人们非常重视农业肥料的使用。人粪尿做底肥时沤到颜色发黑、没有味道才用，追肥时都用黑矾搅拌，顺水漂入地中。羊粪也是上好的肥料，通常上在经济作物或烟土地中。再次是猪狗骡马粪，也都发过才用，从不上生粪。

耕作技术精细，基本做到了园田化。村北的地块较大，渠道较宽、较深，主要用来种植小麦、烟土、大葱、线麻等，镇附近四周地块较小，渠道较浅、较窄、垄堰、田埂的修打很细致，主要用来种植蔬菜。毕克齐讲究锹剜地，用山西榆次锹，可剜八九寸深；每年伏天割麦后，还翻一定数量的地，以备来年种植烟土或其他经济作物。翻地是挖两锹深，把用过的土翻到下边，把生土翻在上边；翻地多在伏天的黎明或傍晚进行，这样人不受日晒。翻出的生土经伏天的日晒，次年就不是生土了。种大秋作物、山药的地才用犁耕。讲究耕三、耙四、锄耧八遍，说这样谷子可以“八米二糠”，辣椒可以“黑支黑拉儿结遍。”

毕克齐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杂豆等。小麦清明前后播种，清明前播种最好，叫做“前十晌”麦子，中伏收割，水地每亩可收一石到两石（斤到斤），淤地收五、六斗到一石（斤到斤）。解放前小麦产量不高，人们也不经常吃白面，得过节或请人、办事筵才吃。官宦富豪则属例外。大麦即草麦，播种面积较小，清明前下种，初伏收割，产量高于小麦，水地平常可产两石（斤）。大麦多用于酿酒、制糖（发麦芽用），人多不食用，因为它的味道远不及小麦，且不耐饥。大麦粒外边有一层麦糠皮，食用时需先推去；没有麦糠皮的大麦叫“露仁子”。即书上所说的“青稞”，其产量较低，种得不多。

谷子，谷雨前后播种，白露后收割，产量低于小麦、高梁，每亩可产—石至一石五斗(斤到斤)。谷子主要供食用，去皮后叫“小米”，古书上称为“粟”，熬稀粥、做米饭均可，也可压成面做窝头吃。谷草俗称“干草”，是喂牲畜的上好饲料，每斤谷草的价格最高时可与每斤谷子的价格相同。本地有名的谷子品种有齐头黄、三变化、大黄谷、毛良谷等，其中毛良谷最为有名，产量高，米的质地好，可惜日期太大，解放后已不多种植，因为清明后十晌下种，秋后还熟不好，比高粱的日期还要大。

高粱，谷雨前后下种，白露过后收割。水地可产两石(斤)，淤地产一石五斗(斤)。高粱主要用于制洒、作饲料(喂牲畜)，亦可与莜麦合炒压面(称为“二莜面”)供人食用。吃纯高粱面多系灾年。

杂豆包括黄豆、黑豆、绿豆、豇豆、扁豆、豌豆，蚕豆、莲豆等，黑豆、扁豆产量较高，亩产六、七斗(斤上下)，绿豆、豇豆产量较低，每亩只能产二、三斗。莲豆主要用于摘豆荚当莱吃，尽管产量不高，种的人不少。一般农户大都种点黑豆或黄豆，用来做豆腐或与莜麦、高粱等合做炒面。农谚说“小满前后，点瓜种豆”，它的生长期较短，白露后收割。

这里家家必种的山药，学名马铃薯，亦称土豆。山药的产量一般每亩在千斤以上，高者可达两千斤。它的吃法很多，蒸、煮、烧、炸均可，炒菜、烩莱都行。一般农家几乎是每天必吃，顿顿不少，所以谚语说“西口外三件宝，莜面，山药，大皮袄”。它还有一大优点——易于保存，储存得当可新旧山药相见。也种糜、黍，但种得不多，大都种在淤地里。这里的人又历来不吃玉米面，只在田垄地堰上少量种些小籽玉茭子，随秋煮着吃。毕克齐的土特产品以山药、烟叶子、白麻较为有名，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长山药

长山药学名薯蓣，食用其地下长圆块茎，长好有七、八寸长，鸡卵粗细，味美质细，营养价值高，多卖于饭铺及富商、地主。毕克齐什么时候开始种长山药，从哪里引进，当地耆老，有两种说法：一说从山西引入，年代不详；一说是湘军带来的种子。山西崞县人张曾所著《归绥识略》成书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年)，《土产》项下已有长山药的记载：“山药有长圆二种。圆者为回回山药，种或自西域来。昔人未之言及长者，味较美，即古之薯蓣也。山海经谓之薯蓣”。这段话告诉我们，公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毕克齐已经种长山药了。这里的长山药产量不多，完全供食用，并不入药。

烟叶子

烟叶子学名烟草，是一种嗜好品，其经济价值较高。毕克齐所产的烟叶子有高丽烟、锦屏烟、黄棱烟三种。高丽烟叶子大而厚，颜色为褐赭色，烟劲大，劳动群众吸的多。锦屏烟叶子较高丽烟小、薄，颜色发黄，有异香，吸的人最多。黄棱烟开红花，叶子长而薄，扁茎，叶黄有清香，缺点是不耐吸，燎舌头，与买来的生烟或锦屏烟混合吸燃为好。黄棱烟叶到白露节时自然变黄，高丽烟及锦屏烟撇下来需要“捂黄”。高丽烟每亩可产斤，锦屏烟可产斤，黄棱烟只能产斤。其价格黄棱烟为白面的十倍，锦屏烟为六、七倍，高丽烟四、五倍。谷雨前后种烟叶子，处暑后取叶。烟叶子要浇清水，要求石头底子地或沫尔土地，要求有足够的肥料。毕克齐镇北地里产的烟叶子最好，尤以牛群房子的产品为最有名。

白麻

白麻就是密植大麻。大麻俗称麻子，籽可榨油，叫麻油，可点灯，亦可食用。麻皮可制绳索，脱皮后的麻秆可作燃料。大麻的植株分花麻、籽麻两种。花麻不结籽，麻皮较好，籽麻结籽，麻皮较差。大麻两下籽(来回种两耧)，植株密集，不结籽，专门用来剥麻皮，麻皮长而白，就是白麻，亦称线麻。白麻、花麻、籽麻皮的价值比例为三比二、比一。

毕克齐种植的蔬菜有白菜、葱、蒜、玉蔓菁、辣椒、菠菜、韭菜、芥菜、金针(黄花)、茄子、黄瓜、萝卜、莴苣、芫荽、莙荙等，其中大葱、紫皮蒜、玉蔓菁颇著名。

大葱

葱有小葱、沟葱、羊角葱、抱葱之分，沟葱即大葱。小葱，秋末撒子，次年春季上市，大量用于拢沟葱，叫做葱秧子。沟葱小满后拢入沟中要求有高质底肥，秋风过后起葱，可存吃到次年春末。大葱长好可亩产六、七千斤。沟葱秋后不起，次年春季长出新叶，谓之羊角葱，其味特别香嫩。谚语说“冻不死的葱”，即此之谓也。羊角葱不起，夏季开花结籽，收籽后，从根部再顶出小葱苗，就是抱葱。抱葱也很嫩，但味道不灵。农谚说“沙地萝卜窖地葱”拢葱的地土质粘一些好，萝卜、山药则要求土质疏松一些，否则长得三棱八瓣，十分难看，且易霉坏。毕克齐的大葱葱白长，卷得紧，用刀切片，那葱片自然裂开，是炒菜、做烧卖的主要配料。每年所产大葱大量运往呼和浩特，售给饭馆商及大号，一小部分卖给镇内饭馆、商号及方圆几十里的农民。

紫皮蒜

蒜分紫皮蒜、白皮蒜两种。紫皮蒜瓣大、味灵，每头四到十瓣，白皮蒜瓣小、嫩脆，每头十到二十瓣。紫皮蒜种在上好水地里，白皮蒜种在二阴子地或夏湿地里。毕克齐种紫皮蒜，长得蒜头匀称，都是四、六瓣子，入口清辣不腻，其价格三倍于白皮蒜。“清明不在家，入伏不在地”，指的就是紫皮蒜。清明节前栽蒜，入伏前起回新蒜。

辣椒

毕克齐种秃头红辣椒。本来秃头辣椒皮厚味香，尖头辣椒皮薄、辛辣；毕克齐辣椒皮薄色红、味辣。吃莜面不论热汤、冷汤，放上油炝辣椒，色香俱佳。旧日大的肉铺每日下午将大锅杂碎摆到街头叫卖，杂碎上漂一层油炝红辣椒，掌勺师傅不停地喊：“喝油来，喝油来！

玉蔓菁

玉蔓菁即苤蓝，亦作擘蓝，劈兰，食用其球茎，主要用来腌制咸菜。毕克齐的玉蔓菁个头不很大，一般七、八斤，扁圆形，茎球内纤维质少，腌下的咸菜脆咸适口。

莙荙即今甜菜，过去北方不会制糖，用其叶烩菜，用其地下块茎做饲料。

讲毕克齐的农业，似乎不应丢掉“洋烟”。洋烟是一种毒品，它给人们带来精神的、肉体的毒害，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因为它有医药上的用途和经济上的高昂价值，从清末直至抗日战争胜利，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上至官府，下及赤贫，几乎都和洋烟有些瓜葛，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可以说，种洋烟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民众的生产、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土默川最早有洋烟，大约在道光中叶（公元十九世纪三、四年代）。我孩提时听“小班儿”唱《种烟洋》，其中有“青天蓝天这样蓝蓝的天，什么人遗留下个种洋烟”，“道光登基十三年，外国遗留下个种洋烟”的唱词，这是民间艺人与文人的合作，所说年代准不准，需找到证据，才能下结论。这时，已有人吸食鸦片，是可信的。当时，一两鸦片价值白银三、四，即使有人吸食，也是上层富豪。《归绥志略》在《物部·花属》中有关于罂粟的记载，罂粟就是洋烟的苗子。“此间数年种者极多，农民每贫其利，五谷之种日少，为害不可言状。若经花而言，则三、四月间锦绣遍野，五色纷纶，塞上田亩中一巨观也。”咸丰十一年（公元年)“此间数年种者极多”，可见土默川种鸦片始于清咸丰初年。毕克齐、察素齐是有名的产烟地，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毕克齐在咸丰初年就开始种植鸦片了。

清末以来，并没有哪个政府提倡过种植鸦片，倒是不断有过禁种的文告、章程，结果总是禁而不止。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同治四年(公元年)清廷有过“禁止蒙民种植大烟”的文告，后因“财政奇绌”，到光绪年间，为“筹糈”而“驰禁”，这时毕克齐种植鸦片已相当普遍，吸食者几乎每户都有。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五年(公元年)又曾厉行禁种、禁运、禁售、禁吸，但大胆农民于民国八年开始种植，以后逐年多了起来，民国十八年(公元年)以后，毕克齐又大种起来。民国二十年(公元年)傅作义主政绥远，又抓了禁烟工作，他主张禁种、禁吸，但不禁运，过境烟土一律课以重税，也是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年“七七事变”以后，禁令作罢，大量种植鸦片，毕克齐有三分之一的上好土地用来种烟，烟土买卖如同布帛油米那样，公开进行。抗战的八年，可以说是毕克齐种植鸦片的极盛时期。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下令禁止种植鸦片，但贩运、吸食直至年“九·一九”起义，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打击，彻底禁绝是全国解放后的事。

鸦片的籽非常小，约为小米粒的五分之一，种植要求水、肥、土、种、技术都赶上去。著名的品种有小花烟、大花烟、猪血红、稍卖皮等。

鸦片的种植在清明之后，夏至之后开刀割桨，其生长期与小麦仿佛，收麦季节亦即割洋烟季节。每亩洋烟可产奶桨八十至一百两，每百两奶桨可晒成生烟(如酱一样的烟膏)四十两，再经揉揣可做成板子(如酱砖那样)，每百两成生烟可制成板子八十两。板子携带、运输方便，可大量装箱载运。

每年七月份，即夏至后到大暑的一个月，正值收麦割洋烟季节，洋烟招来了津京的土客，引来了山西乃至河南、山东的商人，街头行人接踵，摊贩比连，从早晨八点到夜间十一、二点，喧闹不绝，叫做“洋烟市”。洋烟市民国十五年(公元年)后形成，延续到年抗战胜利以后才告结束。上午，说书的、清唱的、吹唢呐的，卖小吃的……一齐涌向田间，去给割洋烟的说一段故事或唱一曲小调或送上几个月饼、酥馍之类的食品，主家人以少许奶浆作为交换物，别是一番情趣。下午，割洋烟的休息，饭饱烟足之后，一齐涌上街头，听书，看变戏法，买零用品，找新雇主，热闹非凡。晚上，街上的人又多了起来，他们乘凉、喝茶、喝冷饮，赌博，直至深夜。洋烟市的繁荣是一种表面现象，幕后隐藏的是人们的辛酸与农业经济的衰竭，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四、商业概况

毕克齐为呼包之间重镇之一，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发展商业的自然可能性。人口集中，消费量大，这是商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毕克齐在清康熙年间已成为较大的村镇，居民除蒙古族外，已有少数汉族，及至乾隆十五年(公元年)到三十年(公元年)间，大批山西汉族移来垦种，增加了人口，推进了农业的发展。根据调查，毕克齐镇内东头的王家、银匠房子的邢家、后街的解家、镇东五里坡的王家及大毕克齐的李家，都是这一时期先后出边定居的。另一个要素是地处交通要冲，物品来此集散或转运，是归化城的辅助性的商业点。这里特别需要提一提的是黑牛沟通道。毕克齐北的一段大青山有大小十来道沟壑，有名的有水磨沟、喇嘛洞沟、干沟子、一间房子沟、死人沟、鸟尔素沟、黑牛沟，其中水磨沟可通武川，但通人不通车，黑牛沟可通车。康熙年间征噶尔丹得胜后，大青山后曾留驻满八旗军队，军用物资靠坝沟(呼和浩特北)运送速度很慢，因为蜈蚣坝路险难行，事故迭出，黑牛沟就成了一条重要的运货通道。同时，那时大青山上的原始森林正在开发旺季，大量木料从黑牛沟运出，经毕克齐，南达托克托县的河口镇，装船从水路运出，一小部分用牲畜经杀虎口驮入边内。到同治年间（公元年至年），现在武川县西部各乡的粮食已开始自给有余，不时有人由黑牛沟运粮出山，就近在毕克齐、察素齐出售，然后把布匹、日用品买回去。

听老年人讲，他们听前辈说，道光中叶（公元年前后）毕克齐已有坐商铺面，不过规模不大，以出售日用杂货及布匹为主，那么货郎行商乾隆初年绥远城建成时就应该有了。据传说，同治末光绪初（约公元年到年）是毕克齐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主要行业为木店、粮店、陆陈行（米面加工及榨油、制酒）、当铺、山货铺等。能访查起来的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十四、五年的商号有：

当铺：谦恒裕（财董为包大商人，耶稣堂即其原地所修）、日兴隆（二道街德成店对门，路南，面北）、义和当（头道桥东路南，今国营食堂）、庆德隆（头道桥与二道桥之间，河东沿，德聚成南邻）、永盛和（城隍庙街路南，解放初邮电所即占其地）。这些当铺中，谦恒裕资金最为雄厚，其余各家财力均不能与它抗衡。进入民国，当铺陆续歇业。

木店：西大成店、东大成店、广庆店。西大成店在前街西口处路南，先为木店，后改粮店，歇业时间约在民国十四年（公元年）至十八年（公元年）间；东大成店在前街香房巷口往西路南，先为木店，后改粮店，停业时间在民国二十年（公元年）前后；广庆店在西大成店东崞县巷口西路南，光绪末年因无木料物源而停业，以后一度曾改营留宿车马、行人，民国十八年停业。

粮店：除上述东西大成店外，还有头道街路北的天合店和二道街与真武庙街相交处路北的德成店。这些粮店的规模以东大成店为最大，前后院，有庭子房（柜房）、粮仓、停车场、过斗场、牲畜棚圈等，占地总面积为二千平方米上下。粮店多做“过手买卖”，为城乡的“相遇”提供种种方便（如住宿、吃饭、预支粮款、预付粮食、代存物品、粮食等），这些“相遇”在城的为归化城各粮店，在乡的为大青山前后各地主大户。另外，也从小粮贩子手中购粮，也直接把粮食卖给外地粮商，但数量不大。毕克齐粮店业的衰落原因，一是蜈蚣坝通往后山的公路的修通（民国十三年，年），二是民国十四年到十七年（公元年至年）的战乱和天灾，前者使山后粮食尽数运往归绥出售，后者使农业经济衰竭，粮食产量锐减。天合店后来改为陆陈行，维持到民国二十年（公元年）以后，最后停业。这些粮店都是晋北二州五县商人合资或集资经营，资本在银元一千五百元至四千元不等。

陆陈行：同盛永（后改双全昌）、庆德泉（后改义盛泉）、万和兴、德合源（后改福厚玉）、福兴隆（后改永合泉）。这些字号经营米面加工、榨油、制酒，又各有侧重，如万和兴以制酒为主，因为是独份买卖，所以维持时间较长，到抗战胜利前夕才歇业。陆陈行从粮店购进粮食，经过加工，把成品卖给消费者，从中取利；进入民国中期，因粮店均先后倒闭，便直接向农民收购粮食。购入的粮食以小麦、糜子、黍子、莜麦为大宗，也收高粱、谷子、豆类，油料则以麻子、胡麻为主。制成品以白面、莜麦、小米为主，也有炒米、炒面、烧酒、麻油、胡油、麻糖（麦芽糖）等。全部土法加工，用牲畜拉石碾、石磨、人工踩曲、拉糖、炒油料。

山货铺德聚成在二道桥下河东沿，座东向西，铺面连同库房及杂用房间、棚圈共四十余间。房东为五道街蒙古族苏家，原财东为山西崞县人，后转为本地人，末任正副掌柜为李发及田金虎（亦名聚银），从业人员二十余人，全店资本约银元五千元。德聚成拴有三套马车一辆，定期把山货运往归绥市内，运回自己所要，销售的热门物品。常年雇用麻绳匠把麻皮加工为绳索，雇用木匠制作各种小农具。经营商品主要有：

山货：鞭杆、犁把手、仰尘杆，锹把、镢把、连枷杆、耱，扫帚把、叉齿、耙齿、镰把、枳机、龙须、马莲等。

农具：锹、镢、斧、镰刀、叉、耙，木锨、耱、鞭身，道梢等。

绳索：单三子、四股子、牛缰、套绳、索绳、井绳，豆索单三子、细麻捻。

家庭用品：席子、锅、勺子、碗、盘、盆、缸、饭铲、煤铲、炉条、炉盘、炉口、炉锥、燎盘子、饼镗子、铁钵子、粉土子、白土子、青灰、锅刷子、抹布、磨石等。

其他：白麻、黑麻、麻纸，连士纸、净红纸、黄表、五色纸、大炮、鞭炮、颜料、土布、线、红缨等。

德聚成经商特别讲信誉，内部纪律严明，对顾主热情周到，与归绥市内的山货铺有“相遇”关系，对“山汉”多有照顾，因此维持时间较长，直至抗战胜利后的年才歇业，原因是内战频频，交通阻塞，城货不能购入，山货不能进城，农民“将就”着种田，很少收入，消耗太大。

药店广仁号在头道街天合店西路北，经营中草药及各种丸、散、膏、丹，备有外地地道药材，同时可自制各种成药，且有坐堂先生为患者诊脉开方。

茶馆(饭馆)；庆春园、恒丰源、兴和元。庆春园在头道街东口，坐东向西，恒丰源在头道桥西路北，都在民国初年停业。兴和元在头道桥西路南，从光绪年间开业，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兴和元是个茶馆，早年是大同人自财自营，及至民国年间将铺店转让与托县五申张家，最后一任经理张明义。店面分里外两片：里间南北各一炕，放一炕桌，隔扇处为柜台；外间放高桌六、七张，每桌四周放长条凳，可坐六人，里外间坐满顾主，可容六、七十人。厨房分三部分，分别是蒸锅、红炉、白炉。蒸锅做烧卖、包子，红炉做月饼、破酥、刀切、鸡蛋焙子等，白炉做鸡蛋糕、芙蓉糕、翻毛饼、绿豆糕等。喝水不收费，茶叶自备。各种食品分装不同盘内，各有定价，随便要，最后以空盘结算价格。

杂货店多家，均门面不太大，财力不雄厚，从业人员三到五人，主要经营土布、鞋帽、茶叶、调料、生烟、水烟、白糖、红糖、纸张、笔墨、香烛、炮竹等商品。进入民国开始销售纸烟、洋布（市布）、肥皂、火柴等。

另有干货铺（制卖大饼子、三尖儿、油旋、麻叶儿、麻花儿等）、小摊贩（经营应时风味小食如粉皮、熏枣、茶汤、莲花豆、馅饼、水煎包子、干鲜果品等）、小作坊四、五十家。

清末及至民国，毕克齐并没有象样的工业，只有小手工业，其中以木匠、铁匠、泥瓦匠为主，这些工匠与人民生活、生产关系密切，房舍的修造、农具的制作、桌椅板凳箱柜打割，都出自这些工匠之手，铁匠、木匠尤为重要。他们大都以务农为主，以做工为副，农忙种田种菜，农闲与人做工；铁匠有小作坊，叫做铁匠炉，打制好各种物件，待客购买；木匠也有小作坊，叫做木匠铺，以出售棺材为主，也有风箱、扇车、桌凳之类。其次是皮匠、鞋匠、染匠。皮匠分白、黑两行，白皮行的工匠叫毛毛匠，熟制各种皮张，割制各种皮衣，有小作坊；黑皮行的工匠熟制各种去毛皮张，制作各种皮绳线，也有小作坊。鞋匠即钉鞋匠，以修理鞋为业，多设摊于街头巷尾，他们也都或多或少有地可耕；民国二十年（公元年）以后出现了制鞋、配帮、配底的鞋匠，但为数极少，营业萧条。染匠有作坊，把白色土布染为各种颜色，匠人多为山西浑源人。再次为麻绳匠，银铜锡蜡匠、笼罗柳编匠。麻绳匠为人加工制作各种绳索，多被山货铺雇用，个别农业大户也请麻绳匠传绳子。笼罗柳编匠张笼、修笼、张罗子、编笸箩、簸箕等，多为挑担走门串户营业。银铜锡蜡匠的历史最为悠久，大约明代阿拉坦时期就有山西匠人到土默川，制作首饰、酒器、茶具、供品、祝贺品等，进入民国这类工匠的营业逐年冷落，己不见铺面，多在自己家中作为副业从事，主要耕种土地。此外还有香匠、毡匠、糖匠、粉匠、画匠、鼓匠等。

毕克齐的商业，进入民国开始衰落，因而生于满清末年的老人，每忆及儿时毕克齐的繁荣景象，无不感慨万端，其实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社会演变的必然，是不由人意的。辛亥革命(公元年)以后，军阀、地方武装、独立队，都有枪有炮，人来要吃，马歇要喂，第一线的受苦者是普通百姓，老百姓说。“过兵”、“反乱”即指此而言。政局不稳，人心惶惶，影响农业生产，招致了商业的凋零，处于归化城西的重镇毕克齐首当其冲。民国十一年到十四年(公元年到年)，政局相对稳定，生产稍有起色，商业也有了复兴迹象。但从民国十五年(公元年)起，新的军阀战争加之水旱灾荒连年，一直延续六年之久。毕克齐的商业元气进一步损伤，已至不堪救药的境地。民国二十年以后，傅作义主政绥远，局势有一些相对稳定，鼓励农业生产，整顿金融市场，但东北战事频仍，日本侵略者的触角已伸到土默川，任何努力均无济于事。民国二十六年(公元年)十月，日军侵占了绥远，归绥、包头相继沦陷，毕克齐也处于敌人铁蹄蹂躏之下，各行各业实行“组合”，城镇人口的口粮及棉布乃至火柴、食盐、煤油等都实行“统制”、“配给”；对乡村农民则实行粮食“出荷制度”，低价强收，每石粮食起初“出荷”一斗，后来填至六、七斗，为收取“黑金”(鸦片)，大力提倡种植洋烟。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工商业者无法经营。

比之清末，民国二十年(公元年)以后的毕克齐商业有个显明的变化，即当铺、粮店不复存在，百货行业有所发展。从这时起到沦陷的八年，毕克齐的主要商店有；

陆陈行

天合店(抗战爆发前夕歇业)，山西忻县人经营，由粮店转陆陈行，最后一任经理为常仁德。天合店的东邻为“十大股”，据说是本地蒙汉富户集资十股所办的陆陈行字号，其目的是要与天合店抗衡，光绪年间办起，民国建元以后，先于天合店停业，其房舍被过往军阀的军队作为营地多年。

庆德泉，初为山西崞县人所经营，末任经理魏世廉，年以后转由代县人张永泉所经营，改名义盛泉，年歇业。

双全昌，清末叫同盛永，先是代县人的买卖，后转让崞县人，最后一任经理叫王清，于年歇业。

永合泉，即原来的福兴隆，崞县人刘尚儒为最后经理，抗战胜利后歇业。

万和兴，缸房，忻县人的字号，店名一直未改，店址在马王庙西口路南，最后一任经理孙存贵，这是陆陈行中存在年代最长的一家，抗战胜利以后于年最后歇业。

山货铺德聚成、万义永

百货商店

本地人刘怀的商店，年歇业。

曹喜贵的永泰祥，年歇业。

薄子珍的鸿记商店，年歇业。

河北人孙风山的双合兴，抗战胜利后歇业。

忻县人宿富元的清云堂，年歇业，转到当时的厚和市(即呼和浩特)，宿富元的次子宿耀武后来又回到毕克齐经商，解放后成为供销社的职工。

这些商店经营的商品己较为现代化，当时被老百姓称之为“洋货”。铺面多以三间为限，货架上的物品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了。

茶馆、饭馆

兴和元(详前)

新美元，年创办，地方士绅集资，经理贾玉林，归绥市人，带来一帮人，蒸锅、红炉、白炉师傅，厨工，跑堂的，都很精明。新美元早晨到中午经营茶馆子的生意，午后为饭馆生意，轰动—时，买卖做得有声有色。可惜好景不长，支应不了那些汉奸的搅乱，乡公所、警察署、宪兵队……谁都不敢得罪，再加财东们记帐吃饭，只三年光景，便因入不敷出而歇业。新美元在头道桥与二道桥之间河东沿，山货铺德聚成南，其南邻为肉铺恒丰岁。

四义元，四大股财资，经理崔六八，人们习惯的叫他“六八儿馆子”。在头道桥东路南，茶馆子，这个馆子的创办在新美元之后，存在时间较长，解放以后崔六八还开馆子，直至公私合营。

肉铺

恒丰岁和万德恒两家最为有名，门面大，从业人员多，设备较完善，有地窑(夏季储肉可保持五六天不坏)，有汤锅(可煮卖熟肉、头蹄、杂碎)。恒丰岁在头道桥东河东沿，其北邻为茶馆新美元。这个字号存在年代较长，清末创业，抗战胜利后歇业。万德恒在头道桥西路南，它的存在远不及恒丰岁久远。耶稣堂对正，座南向北有河北人韩老二肉铺(兼营杂货)一家，同时代办邮寄业务。

贩卖牛羊，营业屠宰是毕克齐的一个较为古老的行业，相传清代屠宰户集中在杨树街，秋末从后山买回成批牛羊，过了小雪开始宰杀，叫做“卧羊”，冬季出售冻肉、皮张、肠衣、头蹄下水等。解放前夕，杨树街董德和还在二道桥西三合店大门南开肉铺。民国年间著名屠家有铁圪蛋(姓常，恒丰岁末任经理)、庞连升(万德恒末任经理)、员外子、宝宝(赵万山，解放后仍在商业界工作，曾任旗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等。

杂货店

安虎壁杂货铺在头道街路北，东邻为广仁号，北邻为恒丰岁，转角栏柜。赵嘉琪杂货铺，在头道街路南，天合店对门。李明杂货铺在头道桥西，路北。张怀秀杂货兼古董铺，头道桥西路南第一家门面。四眼井附近还有几家杂货铺。

文具店一家，在香房巷口西，三间门面，经理李丰，后为其弟李茂，店名聚兴茂，人们都叫它“李丰小铺铺”。创办于年，起初自本自营，后来发展到雇用两三个店员。这家文具店一直经营到解放后公私合营。除出售纸、墨、笔、砚外，也出售少量书籍，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四书、医书、字典、课本，还经营宪书、日历、年画，解放以后，这家文具店还骑自行车下乡为乡村小学送文具、纸张、课本等。

旅店

毕克齐没有旅馆，只有车马店和留人小店。二道桥西的三合店存在时间最长，清末直至解放从未停业。三合店院大、伙房大、炕大，留车马，也留旅客。城隍庙街的中和店以留旅客为主，创办于四十年代初。白庙巷口有茅茨店一座，为清末“小店”，是放赌的，后来成为留人小店，四十年代歇业。

抗战胜利以后，人们都盼望安定自在的日子，盼望物价的稳定，盼望市场的繁荣，盼望生产的兴隆，但国民党倒行逆施，于年发动了全国的全面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奋起反击，并取得节节胜利。绥远境内年和年两次绥包战役，京包铁路不通，城乡交流受阻，通货膨胀，物资缺乏，物价飞涨，人民手中又缺少货币，毕克齐的商业陷入最后的倒闭状态。到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毕克齐存在最多的是一些小摊贩和自本自营的小商店，据调查有两三个店员的字号或作坊仅有李茂的文具店、宿耀武的百货店、郝广生的山货铺、崔六八的茶馆子、卜玉山的粉房和王国财的剃头铺等六家。

五、文娱活动简介

毕克齐的文娱活动与社团、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社是活动的组织者，庙是活动的场所。清道光年间毕克齐最权威的社是“五行社”，五行是农行、商行、陆陈行、屠宰行和蒙古行，这是全镇各行业的联合组织，与归化城的商业行社有所区别。后来逐渐分成农社、火神社、灵隐社、鲁班社、西大社、三官社、忠烈社等，其活动有具体的分工，时间也各有先后。

五行社的活动地点在龙王庙，每年七月二十四、十月一日活动两次。起先是举行庆丰收谢神，摆供、上香、敬纸、献牲（老百姓叫领牲），届时人来人往，香烟缭绕，鼓乐声不住；到了光绪年间，开始唱戏，主要是山西梆子，一唱四天，三天定价出演，一天义演，戏班子的吃住由地方上解决，并派人处理有关演出的事务及杂活。进入民国，龙王庙的活动由农会负责，但人们仍习惯地称为五行社的戏。笔者童稚时二道街有个大个子老头，叫楞金蝉，花白须发，披烂破缕，十分善良。街人拿他取笑，问他：“楞金蝉做甚个来？”答道：“我给五行社担水。”“吃甚了来？”“羊油面茶不冒气烧嘴！”“晌午呢？”“一窝丝烙油饼一抖一堆！”推算他的年龄恐怕今年要有百岁以外了，大约是光绪十四、五年（公元年以前）出生，他所说给五行社服务是清朝末民国初。

西大社，正月初八在财神庙演戏。财神庙的戏台是通头的，即没有后墙，只有立柱，神殿面东，戏台向西，站在四眼井以东可以看见财神庙大殿中的烛光。因为正月初八刚过大年，重金写戏也不十分容易。后来改在三月十八在西阁外演戏，顺便挑选来年上抬阁的娃娃。

四月初八奶奶庙庙会。毕克齐有两处奶奶庙：一是奶奶庙街，亦即十王庙，一在财神庙。每届四月初八，两处均有无数家长带着小孩前往敬香还愿，也有不少青年男女前往求儿女。四月初八在奶奶庙演戏。

五月十三日关帝庙演戏，八月十五日马王庙演戏(火神社牵头)，正月十五日鲁班社牵头三官庙或十王庙演戏，七月十五日在城隍庙演戏，由灵隐社牵头。七月十五日城隍出府，用专轿将城隍神像(有大、小两尊塑像)抬到镇东小东河西岸的孤魂庙，因而有时在孤魂庙演戏。

上述七座庙宇的戏台的建筑结构相仿，均为筒瓦砖木结构，站台(站着看戏)。论位置，城隍庙在街中，最为适中；论戏场，三官庙最大；论条件，十王庙最好，戏台在外院，四面有墙；财神庙戏台民国中期拆除，其余龙王庙、马王庙和关帝庙则因戏场不大，很少演戏。

毕克齐唱戏主要是演山西梆子(晋剧)。晋帮商人来西口外(以归化城为中心的土默川)做买卖，带来了晋剧，清代主要是北路梆子，即“上调”。据专家研究，北路梆子约在明清之交形成，传入土默川的时间，说法不一，同治年较为可信。当时演戏方式不同现在，每年立冬至次年二月十九，戏班在归化城里的二流馆子(燕美园、同和园)演出，为商界酬客谢人服务；二月十九以后，戏班到城外演出，叫唱“外台戏”。毕克齐在正月唱戏，写戏十分困难，经巡检在市内多方周旋，方可演出，又因天气太冷，不宜立观，后来索性改为三月十八日西阁唱第一台戏，以后备庙轮流演出，直至十月一日以后。到民国二十年(公元年)前后，城里的戏班开始在剧场售票演出，同时还演“外台戏”，但多是各社(村)出不多的戏价，管吃管住，班主放赌，藉赌赚钱。与此同时，山西的中路梆子从太原逐步发展到塞外，丁果仙、牛桂英等著名演员的浑厚唱腔和精彩表演，征服了广大观众，北路梆子衰落下去，土默川成为中路梆子的天下，许多北路梆子演员也纷纷改演中路梆子。

从同治末期(公元年)到新中国成立后年归绥县与土默特旗合并，八十年间有不少晋剧名演员出现，起初人们叫他们“把式”，归化城唱戏的“把式”，都曾到毕克齐演出，给人们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光绪末年的演员有千二红、八百黑、一杆旗、飞来凤、鸡毛丑、杏儿生等，这些把式都是北路梆子演员。民国二十年(公元年)以后，中路梆子勃起，不少人改北路梆子为中路梆子，这一时期的著名演员有金兰红(赵雨亭)、夺守旦(李子建)、刘明山(王月鲜)、水上漂(王玉山)、凤凰旦(王治安)、狮子黑(张玉玺)、鱼儿生(魏林)、十二红(刘宝山)、花女子(李桂林)、三女红(宋玉芬)等把式。解放以后，年到年大批晋剧名角集中到归绥市，王治安、杨盛鹏、郝盛魁、花女子、三女红、十七生(陈宝山)、十六红(冯金泉)、康翠玲、任翠凤、苏玉兰、八岁红(常艳春)、三娃黑等都曾到毕克齐演出。此外，贵宝子、亢二等领戏班主领戏放赌，卢三(红)、董万年(黑)、康佩元(红)、张庆云(小狮子黑)、方月英(青衣)，金风仙(青衣)、莜金玺(青衣)、孔月卿(青衣)、冀素梅(红)、亢金瑞(旦)、王巧云(旦)、阎云龙(黑)、魏云楼(武生)、孟长荣(丑)、曹正中（多面手把式)、丁耀明（丑)等也都是毕克齐观众所熟悉的晋剧演员。

如同归绥市内一样，以商业界为主的晋剧清唱爱好者，组成“自乐班’，也有自己的文武家具，冬春闲季坐在一起清唱，学各名角的腔调(如千二红、一杆旗、卢三红等)，俗称“打坐腔”。民国初年到年，毕克齐著名晋剧清唱爱好者有老银换、隆正在、二子(烧卖匠)、富贵子(烧卖匠，归绥市人，有剧本)、大忠厚(焙子匠，有文武场家具)、狗仙（蒙古族)、员外子(屠户)、赵三(泥瓦匠)、田生(店员)、二银虎(屠户)、丽丽(屠户)、贵贵(麻绳匠)、芒种(焙子匠)、郭丕明(教员)等人，他们可以演唱《打金枝》、《算粮登殿》、《明公断》、《二进宫》、《渭水河》、《杀府》、《走边》、《赐环》、《走雪山》、《祝英骂殿》、《捉放曹》、《取城都》、《哭灵》、《空城计》、《天水关》、《蝴蝶杯》、《卖人鱼》、《乾坤带》、《桑园会》、《辕门斩子》、《双吊孝》、《二度梅》、《捡柴》、《三疑计》等大小三十来出戏。

山西梆子而外，也唱大秧歌，秧歌是个总的称谓，起源远比山西梆子古老，它的腔调来自民间，据传说宋、元时代晋北(主要是繁峙、灵丘、浑源一片)民间就唱秧歌，清乾隆年间(公元十八世纪中叶）随着晋北移民传入土默川。秧歌的种类主要有二：一是跑圈舞唱，名为野秧歌，一是定场舞唱，名为大秧歌。它又不同于晋中只舞不唱的秧歌(秧歌舞或扭秧歌)。大秧歌的乐器有其特点，除板鼓、锣、镲、小锣、小镲等外，丝弦是混弦板胡，另有枚(即横笛)伴奏。剧目不多，以反映农民意识为主，如《雷横搕枷》、《刘唐下书》、《李逵搬母》、《宋江杀楼》，《石秀杀山》、《狮子楼》等梁山英雄故事。也有山西梆子所没有的剧目，如《李大开店》(刘秀的故事)、《安客送米》(姜维的故事)、《候上官采花》(《捡柴》续目)、《取高平》(赵匡胤的故事)、《七虎子聘闺女》(民间喜剧)等。还有些剧目与山西梆子相同，如《三娘教子》，《夜宿花亭》、《双官诰》，《平贵别窑》、《断桥》、《拾玉镯》等。大秧歌的剧目都比较短小，需要十个以上演员的戏绝少，笔者所见只有《翠屏山》(即《石秀杀山》)和《七虎子聘闺女》二出。起初大秧歌没有专业剧团，利用冬闲，打坐腔摆练，正月十五“胡闹三官”，上街打土场化装演出，民国初年开始也登台演唱。它与晋剧不同，晋剧先城市后农村，它先村庄后集镇，终于没有进入城市；晋剧以唐玄宗李隆基为祖师爷，秧歌以三官神为主师爷。民国二十年前后，土默川上出现了章盖台村李状元(蒙古族，人们称他小状元）为班主的大秧歌剧团。这个剧团行当齐全，能演的剧目也较多，而且有些名扬土默川的演员，其中小状状、老富贵、二庆旦、二英子、九九旦等都各有拿手好戏；打板的二虎子(和林县陶思浩人)打大秧歌、打山西梆子都行，还会吹唢呐；吹枚的杨二毛(归绥县什不更人)与神枚赵四(吹小班儿枚)齐名；贵毛子(主根岱人)打击乐器多面手……小状状的秧歌班子每年在毕克齐作短期演出，也可吸引不少观众，此外大古城、栽生、大毕斜齐也有小形大秧歌班子，影响远不及小状状的班子。年土默川被日本军队侵占后，大秧歌就消声匿迹、不再演出了，抗战胜利后的年毕克齐邀集各村大秧歌演员在城隍庙戏场演了七天，虽然行头(即戏剧服装)不好，演员大都年纪偏老，又多年不曾配合，可挑剔之处甚多，但还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杨二毛的枚、二英子的滚刀、老富贵说瓜嘴(顺口流)、二庆旦的唱腔，成为老年人美好回忆的资料。小状状的大秧歌班子四十年代就转为山西梆子剧团，在土默川南村演出，后因戏路不广，韵味不对而散班。

小班儿。小班儿解放后叫二人台。清代归化城商行财东、经理大都是晋帮商人，他们在外蒙古、新疆赚了大钱，回来后请客酬谢，要大摆酒席，自然是上等菜肴，因而有头等馆子三大号的出现，这三家馆子是锦福居(旧城大南街路西)、旺春元(三官庙街路北)和荣生元(棋盘街路东，后连恒昌店巷口)。大商号在这些馆子包饭请客，席间的歌女清唱助兴，唱时丝弦、枚、四块瓦(竹片)伴奏，不用鼓、板、锣、镲等武场打击乐器，取其悠闲自在，所以叫“小班儿”。光绪年间，民间开始了一种乡土演唱形式(有时蒙汉语合说合唱)，其调韵大多取自晋陕边沿地区的小调，内容多是民间爱情故事及庆祝性喜悦唱词，由扬琴、四弦、三弦、枚、四块瓦伴奏，平地演唱，不上舞台，一男一女(都是男演员)稍施脂粉，略穿戏衣，节目短小，为乡村群众所喜闻乐见。乡下称这种演出形式为“二人台”。毕克齐是城西重要集镇，小班艺人多来献艺，清末著名艺人老龙正、灵扇子，民国中期卢掌、润臣子，后来的秦有年、郭满满、毛蹦，三威子等都是群众十分喜爱的。每年正月初五以后到二月二这段时间，是唱小班儿最集中的季节，平时农闲也抽空“红火”一阵，犹如晋剧的“打坐腔”。小班儿的剧目有三个类型：第一是唱历史故事，如《三国题》、《真珠倒卷帘》、《绣荷包》、《绣麒麟》、《画扇面》等；第二类是喜庆唱段和结合时务的小戏，如《八仙庆寿》、《十对花》、《红云》、《姑娘抽大烟》、《赴煤车叹十声》、《水刮西包头》、《小叔子挎嫂嫂》等；第三类是古今爱情故事，如《祝英台下山》、《张生戏英英》、《五哥放羊》，《惊五歌》、《送情郎》、《听房》、《吃醋》、《要女婿》、《扇子记》、《跳粉墙》、《进兰房》、《出归化》(亦作《出桂花》)、《钉缸》、《卖碗》、《卖菜》、《偷红鞋》、《小放牛》、《小寡妇上坟》、《走西口》等。这些剧目中大多数情节猥亵，语言下流，不堪视听。旧社会把唱“小班儿”视为“下九流”行当，但又没有人帮助改编、提高；民间艺人则说他们的祖师爷是“八洞神仙”，不食人间烟火，高人一等，弹歌小唱，其乐无穷。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许多历史故事小曲，唱词也还可以，如

……

三更鼓里排，蒋干盗出来。

连环妙计巧呀巧安排。

一封书蔡瑁、张允二人都斩坏。

四更鼓里发，大雾纷纷下。

草船借箭十万狼牙。

鲁子敬坐船舱心中害了怕。

……

——《三国题》

……

正月里来呦，正月正，

周瑜坐帐怒冲冲，

打黄盖，骂孔明，

鲁肃一旁战惊惊。

正月里来呦，是新年，

岑彭、马武夺状元，

岑彭箭射金钱过，

马武刀劈九连环。

十月里来呦，天气冷，

王祥卧鱼孝母亲，

他母得了干痨病，

热身躺在冰雪中。

十月里来呦，十月正，

魏征问斩小白龙，

唐王不信这件事，

龙头现在午朝门。

……

——《真珠倒卷帘》每个月都有两段唱词

即使爱情剧目也要分别对待，绝不可以都说成“下九流”，比如《进兰房》中“四更里夜长如年，数更鼓掐破指尖，泪流在枕边，口咬锦被，好似一个肝肠断。哎咳哟，鼓打四更天。……去时节三月春天，到如今雪飘风寒，不见回还，千里关山，好似风筝断。哎咳哟，何时能相见。”这些唱词并不“下流”，倒是文人气息浓厚了一些。再如《出归化》中“要出归化，要出归化，出了个归化把山下。下山就下山，多会儿到宁夏，嗯哎哟！……干哥吃甚呀？干哥吃甚呀？叫一声干妹随便儿哇。随便儿就随便儿，就把个扁食下，嗯哎哟！”这是唱一对要好的朋友分开了，女方去了宁夏，男方从归化城长途跋涉去宁夏看望情人，情真意切，颇能动人。

毕克齐的小班儿后继无人，到解放前夕，只能坐在一起玩一会儿丝弦，有时也清唱几段，再没有人能象毛蹦那样，脑袋上顶一个碗，碗内盛半碗细沙，沙中稳一支点着的蜡，站，蹲，走，跳，乃至躺下翻身，十分稳当，非常自如(唱《顶灯》)。解放以后，二人台受到重视，经过整理、改编，一大批剧目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为群众所赞赏；涌现出不少男女优秀演员，为群众所称道。

抬阁是一种古老的文娱活动形式，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有两个地方有，一处是丰镇县隆盛庄，另一处便是毕克齐。对于抬阁毕克齐人没有文字记载，现在想要彻底弄清原委已为时晚矣，只能将搜集到的片段资料写出来，或可有补于存史的一麟半爪。现在九十岁以上的人说毕克齐的抬阁共有十二架，每年正月十五出；我听现今如在人世已百岁出头的祖辈人讲，他们姑、婶辈上抬阁某某架。如此看来，毕克齐的抬阁在光绪末年(公元年以后)还每年出，进入民国就很少出了，民国十年(公元年)以后就不出了。最后一次出抬阁是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的年，那年秋末毕克齐筑起土城墙，破例地、也是被迫地在秋天大搞了一次文娱活动，除有正月十五的所有红火外，出了四架抬阁，一架《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一架《盗灵芝》，一架《唐僧取经》，还有—架是《打秋千》。当时已很少有人会绑抬阁了，把小孩子梆在六米多高的铁架子上，五、六个钟头不能活动，绑紧绑松都不行，孩子难受不支时哭了起来，那就大煞风景了。记得会绑的老年人(当时怕有六十多岁了)有碾道巷子王老丑老先生和头道街杂货店主安虎壁老先生等数人。听毕克齐清末著名白活二笨蛋(姓刘，晚年住三官庙)说，毕克齐是同治年间(公元年到年间)有的抬阁，从山西引来。抬阁的底座是个大木盘，盘中放沙袋若干，以保持平稳，盘中央一根铁柱有玻璃杯那么粗，上端根据剧情分成数枝，每枝上一个小孩。舁抬阁的人数不统一，记忆中《赵匡胤千里送京娘》是十六个人舁，《打秋千》只八个人，比起脑阁一个人脑三个小孩(《盗灵芝》)来更原始、复杂、笨重得多。抬阁的内容脱胎于戏剧，根据某剧某场的特定人物，装起一架抬阁，与戏剧同名。它要求有齐备的戏剧行头，而且要比戏班的件数多，因为戏班一出一出地演，名角还有自己的专用行头，抬阁则一次化装，全部亮像。传说毕克齐的抬阁行头相当于两班子戏的箱子数，解放后办业余剧团，没有买剧装，全部是抬阁行头。抬阁架子和行头平时收藏在抬阁房子中，房址在马王庙街路南，马王庙戏台的背后，砖砌墙壁，筒瓦盖顶，比戏台还要高。出抬阁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押会官，押会官四品顶戴，前后补服，厚底鞋，骑高头大马，前边八匹对子马开道，上骑青年班役，都是清代差役衣着。后边才是鼓乐。押会官的扮者每年是固定的，清末是城隍庙街银匠炉万源聚的老掌柜，民国初年是香房巷子的解四环。后来不出抬阁了，押会官在脑阁前边。毕克齐的脑阁有三家：观音庙巷子、白庙巷子和蜡铺巷子。从行头上看，蜡铺巷子的最新，次为白庙巷子，观音庙巷子的服装最古最旧。脑阁，现在还出，只是架子比过去的灵巧了些、低了些。

毕克齐和附近各地一样，正月十五“胡闹三官”三天，有灯展、九曲、秋千和各种红火，偶或也“放火”(即放焰火)，本地人不会做炮、扎火，得从外村去请工匠，如毛恼亥、朝号等村。红火是个总称，分文社火、武社火两类。文社火指高跷、车车、大头帮帮、耍狮子等，清末每个社都出一套文社火，由一位被人公认的文娱爱好长者扮就“封公子”，走在鼓乐之后，待到一个大商号门前或一户大农户院中，鼓点一停，“封公子”首先上场，戴相公帽，登厚底靴，长衫敞开，左手提衣襟，右手执羽扇，口中念道：“一元复始喜气来，三阳开泰乐满怀，这班子秧歌该谁唱，XXX请上来!”他说什么表演，什么就出场表演。民国中期以后就不扮“封公子”了。武社火指武术队，他们穿薄底靴或靸鞋，紧身短衣，戴鸭尾巾或绢帕裹头，持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三截棍等武器，打与文社火不同的鼓点，在宽敞地带表演武术。二月二龙抬头日，晚上出龙灯。毕克齐的社火鼓点叫《连三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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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跨五”太长、有罗唆之感，同时不易掌握五个重复鼓点，改为“跨三”，其调改名《改良调》(其实是“连三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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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社火的鼓点叫《社火调》，其实就是《改良调》的后半段(跨三部分)，击鼓时起初低音，而后中音，第三次返复重击，声音最高。《车车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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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三跨五》和《改良调》是毕克齐所独有的，归绥、包头、萨拉齐等地过去都不打这种鼓点。解放以后，不少地方学打，流传很广。所用乐器与各地相同。即鼓、锣、大镲、小擦、小锣五种。

六、教育概况

毕克齐在土默川是一个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地方，但是解放以前一直追溯到清初，念书识字的人只是少数，而且限于各族富户，一般老百姓的子弟则不识字的居绝大多数。

我们从一些有关土默川的稗官野史中可以看到，在阿拉坦经营土默特以前，这里没有人能书写汉字，白莲教逃人到达土默特后，为阿拉坦所看重。《万历武功录》中说“鞑靼译者从文光，日与诸虏传授番文，较对字义，讲忠孝大义，令那吉、摆腰习字”；《夷俗记》中有《尊师》一节，其中说“夷人能书，则随酋长往来，列于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阿拉坦不愧是一位有作为的首领，武功文治他都重视，从而开辟了土默特重视读书的风尚。蒙古人当然是以学蒙文为主，兼习汉文，及至清初，蒙、满、汉三种文字都学。

毕克齐的汉族居民多为山西北部二州五县的移民，他们定居以后或自教子弟识字，或从山西请塾师设散馆（教数家乃至十数家子弟读书)，多是初通文字即罢，再加塾师也多是过去所谓“冬烘”先生，并无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需回山西原县参加科考(归化厅设教谕专管学务是光绪十年，即公元年以后)，所以终清之世，很少有人能在学业上有所作为。毕克齐的私塾按居住区片，由一、二户作发起人，塾师的延聘、塾地的选择、束修(给先生的报酬)的确定，有关办塾各种问题的解决，均由发起人负责。

古老相传，这里的塾师多不明训诂、不通经义的山西人，但能起启蒙孩提、扫除盲而已。他们收入不多，却受到童生家长的尊重。文牍诸事，都求先生；红白事宴，必请光临；除衣被之外，食、住、行一概由学生家庭供给。付给先生的束修，没有定数，多以粮食作额定，一般是念春冬书收小麦三斗，念三、百、千的初入学蒙童束修五、六斗，念四书的为七斗，念经书的最多，小麦一石，都可随市价折款付钱。此外，大时节学生要给先生送礼品，如大年送点心(圆形馒头)、送肉，端阳节送糖、送粽子，中秋节送西瓜、送月饼，春秋丁祭日送糕点或现钱。

一般中等家庭子弟入学，只求能适应农村日常需要，不并希求深造。所学只限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及杂字(四、五、六、七言各种)等及习字。读至四书、五经，乃至要求讲书训诂的，多是缙绅之家，蒙古族更为重视，而且大都转入归化城入官学或书院就读。

清末(光绪十五年即年以后)至民国初年，毕克齐教私塾的塾师有：

王济舟山西崞县人，投亲至大青山内榆树店，曾在毕克齐、五里坡、什报气等地教书，其人工于小学(即训沽)。

张鸣鸾毕克齐人，清末佾生(祭孔时的舞乐童生)，除在本镇教书外，光绪末年曾在归化城乃莫气召开馆教书。据说学识平平。

千里驹毕克齐人，善于绘画、书法，自号秀宏居土，亦曾收童课读。

郝秉轩什报气村人，清末清水河厅末科秀才，在毕克齐、五里坡、十里坡、什报气等处课徒多年。

张承琨山西代县人，在毕克齐设散馆教书多年。

抗战胜利前后(公元年到年)，在毕克齐教私塾的还不少，虽然入学校读书的人日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奴化教育，其次是年秋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为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的原因，学校教育赶不上学龄儿童入学的要求。抗战胜利前夕，毕克齐有四所私塾：张之祥私塾(三合店院内，其父张铎，崞县人，在毕克齐教书多年)、郭建铎私塾(崞县人，西大成店院内，后移至观音庙)，马辑私塾(在奶奶庙街)、张文政私塾(在老爷庙街东口)。这些私塾的形式是“散馆”，授课内容属于“蒙馆”，教学方法以传统的“背诵”为主，其次是习字，也学珠算。

此外，赵惠灵(满族，写一笔好字，也行医)、王统权、渠先生(小名计计)也都曾教过私塾，但到年秋季以前就都停办了。

毕克齐于宣统元年(公元年)地方筹款，办起半日制小学堂(在关帝庙)，徒具其名，与私熟无异，入学的也不多。这所半日制小学堂宣统三年(公元年)辛亥革命爆发停办。民国五年(公元年)小学堂复校，起初设在西头西大成店院内，不久又迁往关帝庙，同时改名为关帝庙小学校，仍为地方筹款所办。

毕克齐关帝庙小学于民国十三年(公元年)改为区立，称为归绥县第四区公立第一小学校，高级小学校，两个班。民国十五年(公元年)因军阀战争火焰越烧越烈，学校停办。《归绥县志》记载“十五年因兵燹停办，二十年三月恢复，教职员六人，学生三班(内附镇立小学一班)、一百三十三人，经费年二千七十六元”。民国二十年(公元年)和二十三年（公元年)杨植霖同志曾两次在这所学校当教员，当时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抓共产党，他在学校秘密宣传革命，发展抗战救亡活动，还写些揭露监狱黑暗、农村凋敝的文章，寄到报刊上发表，在师生中影响很大，七十多岁的人至今提起此事，还兴致满高。这个时期的校长是毕克齐的赵允发。

毕克齐真武的小学校民国六年(公元年)从归绥旧城小东街关帝庙迁来(创办于民国二年)，初级小学，教员二人，一、二年级与三、四年级复式教学。这所小学校叫土默特旗立第二小学校，年经费三百三十元，共有学生三十名。

日伪时期，毕克齐的蒙校(真武庙内)属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管，汉校(关帝庙内)属厚和市(没有归绥县的建制了)。蒙校仍为初级小学，汉校为高级小学。

年8月至年6月，厚和市发生了日本特务机关搜捕我抗救会（全称“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事件，因为巴盟师范学校是抗救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事件中不少师生被捕，所以人们也称这次搜捕为“巴盟师范事件”。前后十个月，抗救会有一百九十余人被捕，市内地下抗日斗争受到严重损失。年日伪警察机关又制造了一起“抗救会”案件，年8月到年6月，近二年间的时间中，前后共逮捕一百七十余人。毕克齐关帝庙小学的教员王云卿、王文精、李永发三人被捕，都死在监狱中。另一名教师王润闻讯越墙而逃，回到农村隐蔽起来，直至年秋季抗战胜利。

毕克齐年下半年全镇人口为一万零三百四十三人，如果学龄儿童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应该是八百二十七人，当年上半年全镇在校生约一百九十人(包括私塾学生)，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有百分之七十一的适龄儿童未能入学读书。

年抗战胜利以后，毕克齐蒙汉两所学校于十月份同时复校，当时教师缺乏，教材不能供应，学生只报了名，大致按照年龄编了一下班，并未正式上课。民国三十五年(公元年)，两所学校同时正式开学。蒙校有教师二人，锡振华负责，学生三十名上下。汉校有教师九人，王润为校长，许德隆、张万鹏、傅守仁等先生都受王校长之请到校任教，他们的待遇极差，不能按时下发，但他们出于对故乡教育事业的爱护，兴致很高，把学校办成最为群众所称道的，以后常被回忆夸讲的学校。真武庙的蒙校后来变复式为单式，成为一至四年级的初级小学校，解放以后校址迁到井儿街的药王庙，就是现在的民族小学校。关帝庙的汉校解放以后演变成第四小学校，它的历史最长，对毕克齐的教育事业有着不容忽视的功绩。

年起在毕克齐陆续办起了新民小学、中如小学。新民小学(我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毕克齐教育》一文中误为“崇德小学”《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二辑)是天主教办的，校址在三官庙，最后迁往清巡检衙门旧址，是私立的完全小学，它是现在毕克齐第一小学校的前身。“中如”也是私立小学，一贯道所办，校址在衙门巷口对门路南原福厚玉院内，解放以后并入毕克齐第二小学校。毕克齐第二小学校创办于年，原校址在西头观音庙，后迁奶奶庙，初办为初级小学，后为完全小学。

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回家参加农业劳动，少数人住地方(去商号当学徒)或从事其他职业，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去归绥市上学。蒙古族学生从五年级开始去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亦称“南高等”或“土小”)上高小，高小毕业后上土默特中学。土默特中学成立于民国十五年(公元年)，这所中学也收汉族学生，不享受免费待遇。汉族和其它民族学生高小毕业后去归绥市上中学，市内建立最早、名气最大、师资最强的小学是绥远省立归绥中学(即后来的“归绥一中”)，家境贫寒的上归绥师范学校或归绥农科职业学校。日伪时期，年建起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校址在梁山街)年创办巴彦塔拉盟实业中学(与巴盟师范同院)，当时只有这两所学校，年抗战胜利后停办。年到年，归绥市可供选择的学校有：归绥中学、绥远中学、私立正风中学、私立奋斗中学、私立恒清中学，新绥中学(即临时中学)、土默特中学、归绥师范、归绥女子师范、农科职业学校等。

各个时期毕克齐小学的课程设置与学制情况是：

民国五年(公元年)到民国十一年(公元年)：

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

课程：初小设国文、算术、图画、体操、缝纫、手工、唱歌；高小设国文、算术、中华历史、中华地理、博物、理化、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缝纫、外国语、农业和商业。其中初小的手工、唱歌，高小的唱歌、外国语、农业和商业为随意科(即选修科目）。

民国十二年(公元年)到民国二十六年(公元年)：

学制：民国十七年以前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从民国十七年起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

课程：

初小：国语、算术、社会(包括公民、卫生、历史、地理)、自然(包括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高小：国语、算术、公民、历史、地理、卫生、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

年到年：

学制：初小、高小仍为四、二分段。

课程：

初小：公民、国语、算术、手工、唱歌、体育。蒙校加授蒙语。

高小：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美术、音乐、体育。

七、医药概况

毕克齐的医药事业也不算落后，是有医有药，不是缺医少药。往前推算只能到清末，再往前就说不清楚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单凭口碑传递，自然局限性很大。

光绪中叶(公元年)以后，毕克齐有三位有名的中医师，他们是翟二先生、王建廉先生和阎秀宏先生。三位行医施药，治病救人，虽然兼内外妇儿各科，但总是各有所长。听老人们说翟二先生胆大细心，不用药则已，用药则药到病除，人们说他治病治得痛快。又说他善用“白虎汤”治伤寒，可能妙在药剂的加减上。王建廉先生为人谨慎，用药每多投石问路，经试探之后，方用主药，他喜欢和解之剂，少用攻里之药，人们说他治不了病也坏不了事，请他看病保险。阎秀宏先生以制药闻名，丸、散、膏、丹的制作技术无所不精，地道名药如山西太谷的定坤丹、河北安国的天王补心丹和定县的眼药，在他的药店里时常备有现货，大多数成药出自自家之手。当然也座堂看病。

翟二先生的药店在西头观音庙巷东路南，名为广德堂，翟先生谢世之后，无人继承其事业，民国初年药店倒闭，直到解放前夕他的药庙旧址的门面上还挂有不少匾额，以此观之，清末他的药店全镇最为有名。王建廉先生的药店为民生药房，原在头道街四眼井东路北，民国二十年(公元)迁往路南，建廉先生之子王子亮先生(乳名文林，以文林先生闻名遐迩)继承父业，行医治病，为人随和，不重钱财，没钱也可抓药，民国十八年(公元年)发生时疫(流行性感冒)他用一剂“清温败毒饮”广为施散，药店柜台上备有现成药包，随便拿去煎服，治愈了不少穷苦人，传为佳话。抗战胜利以后，子亮先生因故迁往三两附近的王毕克齐行医，解放后曾在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开业，五十年中期先生以花甲之年又回到了毕克齐，参加了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六十年无病而终。阎秀宏先生的药店叫广仁号，自本自营，阎先生生二子，长子履云(人称大先生)，次子履泰(人称二先生)，均善制作成药，也能看病。广仁号是毕克齐唯一的一家从清末经民国到解放没有歇业的药店。大先生之长子阎丕衡，三十年代末曾就读于北平华北国医学院，是北平有名的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的高足，精于脉理，在其他人治疗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对症推求，加减药位，每有奇效。可惜此人年未半百而早逝。

民国以来直到年绥远和平起义，毕克齐的中医还很多，比较有点名气的有：

郄静淑山西代县人，精于外科，早年曾参加革命，解放以后一直私人开业。

赵惠灵药铺在二道街西三合店北，儒医，满族。

卢福寿药铺门面很小，在观音庙巷附近路北。

李成贵药铺在城隍庙戏场东路南，名叫三德盛，抗战胜利后就只看病不售药了。

刘湖药铺在头道街路北十大股门东。

胡耀头道街路南，叫广和堂。

郭振山在头道街路北。

解放前中医看病大都去患者家中诊脉，谁请去谁家，那时没有自行车，步行出诊，除个别地方绅士、大财主、大商号经理看病后留先生吃饭外，一般是不吃饭的，诊脉后去另外一家。后晌不出诊，除非是急病。医师诊脉后，把一上午的患者病状、脉象记在脑海中，回到药店分别开处方，然后交“拉抽屉的”(即药剂师之类的人)按方包药，待各患者家人来店取药。个别中下层人士也到药店请座堂先生诊治，但绝没有女患者。由于这种治病方式不科学，包错药、拿错药的情况时有发生，用错药加重病情或置患者于死地的也不是没有。

民国二十年前后，即本世纪三十代初，毕克齐有了西医，据老年人回忆他们都是随军阀打仗来到这里，军队撤离时自动留下来的。这些西医都是外地人，在毕克齐行医时间较长、群众中较有影响的有耿医官和梁秀山。他们给患者注射针剂药物，配置口服西药，使人们耳目一新；尤其是开刀处理外科急病，刀、剪、镊齐用，然后裹以绷带，较之中医有其引人之处。但当时老年人和农民不找西医看病，主要的拥护者是一些在外地上过学、又回到毕克齐的青年人。当时所用药物极有限，使人慑服的是强心剂，退烧发汗剂、磺安制剂等，用药时立竿见影，此外洗肠、灌胃、导尿等也是过去中医所不能进行的。

抗战胜利以后，盘尼西林开始被使用，当时都是进口货，效力好，生疮害疙瘩的老年人也为其神效而倾倒，只是还没有止疼药的配合，注射后，疼痛难忍，有些人一听说“打针”就不敢问津了。

解放前夕，毕克齐西医治病已较力普遍，主要是治外科各症及急性病，中医无能为力，西医却可以动手处置，有时效果还很好，如疔疮、脓包、外伤感染及小儿百日咳、肺炎等患者多去找西医。主要医生有赵永明(耶稣教徒，解放后曾任牧师)、李荣(大同人，善治儿科各病)，这时已门诊为多，出诊变少了。

年起，国家提倡组织各种医疗机构，毕克齐出现了赵永明的爱群诊疗所，李荣的大众诊疗所。年，组织起了毕克齐中西医联合诊疗所，中医西医在一起接受患者，诊治各种疾病。年春天，归绥县卫生院成立，院址在毕克齐龙王庙，分中医、西医两科，除接受门诊治疗外，还有少数简易病床。年春天归绥县卫生院并入土默特旗卫生院，院址仍在毕克齐。

毕克齐附近的平地及背后的大青山也产中草药，本地不善炮制，多由外地药商收购运走，然后再把洗、切、炙、锻过的药返销回来。这里的药材类产品有：党参、黄芪、麻黄、杏仁、赤芍、酸枣仁、北五味、地榆(酸溜溜)、仙鹤草、苦参、远志、知母（老娘娘脚后跟)、夏枯草、蒲公英(姑儿英)、车前子(车串串)、防风、黄芩(黄金茶)、艾蒿(艾)、大蓟(刺旗)、玉竹(葳蕤)、苍术、紫菀、扁蓄(扁竹竹)、茵陈蒿、大黄、兔丝子、甘草、红百合(山丹)、葶苈子(麻麻籽儿)、柴胡、桔梗、牛蒡子、黄花蒿(臭黄蒿)、牵牛子、苦豆根、苍耳子(刺儿苗圪蛋)、蒺藜(小狗狗)、马勃(马屁胞)、苦菜(荼、甜苦苣)、香蒲、板兰根、马齿苋(马丝菜)、委陵菜(河篦梳)等，其中党参、麻黄、甘草、玉竹、黄芩等较为有名。

过去的事情尽量以审慎的态度对待，但未必能做到翔实，特别是年代、人物等，错误、不确之处，请关心毕克齐的人订正。

文章的下限为年归绥县并入土默特旗，以后情况没有涉及。

编辑:“土默特之声”创办人任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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